检查一番，最后是到船长舱里检查酒瓶。

到了第二三天，统舱里面有一对新婚夫妇，那位男士病了，上吐下泻，虎烈拉！医生慌得手忙脚乱，那位女士哭得死去活来，全船的人纷纷议论，有人说这都怪他们自己不好，在闹传染病的时候夫妇俩就应该分床睡、何况是在新婚！那位男士只剩奄奄一息了，于是在一个冷雨凄凄的下午连人带被用绳子捆起坠到一只小舢板上。舢板是敞篷的，细雨淋着病人，医生的小火轮拖着这只舢板驶向岸去。那位女士哭喊着要同了去，由大家说情，才准她同去。没有人敢用手触着那病人，因为那病人浑身都是毒菌！

翌日医生来报告，说那个人死了，日本军医把那尸夷割成若干块，请许多人用显微镜看，都发现里面有最肥硕的霍乱菌。由是日起，船再停五天。

总是等不到第五天，就有新的病人发现。二三等舱的买办最着急，因为伙食是由他包的。有鸦片瘾的乘客因烟膏告罄亦有呕吐不止者，吓得买办赶快托人用小火轮送鸦片烟上船，任人吸用，不取分文，买办室变成了烟窟，没瘾的客人也去吞烟吐雾。

天冷了，客人衣裳单薄的也不免腹泻，买办房里备有白兰地供客取饮不取分文。买办只求大家无灾无病度过那第五天。客人里有人大声说：“谁要是病，我们把他丢到海里去！”于是几个有病的嫌疑者被买办藏在一个暗处，不令知道。

十几天过去了，病疫没有完。一个一个的病人抬下船去。大菜间的客人共有三十几个，英籍的就打电报给英国领事和英国商会，请求向日军交涉，准他们上岸住在隔离病院。在这个请求书中有一位自称大教授的君也签了名。这位先生还很得意的告诉我他到天津可以去见堀内总领事，因为有的一张介绍名片。

果然消息来到，大菜间的客人可以上岸在一所洋房里住五天，期满无病即可开释。事为统舱的客人知道了，群情汹涌，简直要暴动，据说是要“焦土”。船主请出一位由官舱升到大菜间的中国客人向众解释，结果这位先生几乎挨揍！这位先生被谥为“汉奸”。大菜间的中国客人决定不下船，与统舱客共患难，风潮才得平下去。而外籍客人也并未下船，他们说，最需要下船的是三等客，因为三等舱太苦，容易生病，大菜间是相当舒服的，本不必争先下船。

于是在船上耗着，一天又一天，晨起看日出，黄昏看日落。我不禁想起了英国的名诗《老舟子咏》（辜汤生译为“古舟子咏”，是不对的）里所描写的，一只船停在热带海里的可怕的景象。四围都是水，水，水，水。船上的人的面孔，一个个的都看熟了，“可与谈者无二三”，蠢的俏的，俗的和极俗的，雅的和极雅的，无不具备。那两个由威海卫赴烟台的尼姑，也在大沽口外过了二十天海上监禁的生活。两位中一个年老的，晕船，倒在舱里就没出来；另一位非常年轻，自承为中国人，但是不会说中国话，据说生在上海，长在葡萄牙，读书在法国，现在烟台教孤儿。我从这尼姑口里知道了尼姑庵的情形的大概，我的印象是愚暗惨酷。举一例为证，尼姑不准看报纸，这位尼姑对于世界大势一点儿也不知道，对于中日战争也模糊不清。她听我解释很感兴趣。据说庵里有一份报纸，长老可以看，她们道行不深的是不准看的。

我没有书看。借到一部《聊斋志异》，从头到尾的看了，直省着看，还是很快的看完了。有一位客人向我说，“你看完了么？不要紧，我这里还有一部《聊斋》呢！”

我学会了看侦探小说。无聊到极时，抓到什么东西都要看的，侦探小说（尤其是美国侦探杂志上的小说）的趣味是低级的，但是我也顾不得，看了几篇之后觉得确有消磨时间的功效，如是我看完了几十本。

最后功德圆满，接连五天没有发现新病人，医生报告了倭军司令部，倭军要派军医到船上检验，船主不允，打电报给英海军司令及英领事，惺惺作态，但是终于是前倨后恭的屈服了。倭军部派了大批的人员到船上，照例的排班检验，看舌头、验大便，行李消毒，打预防针，全体开释，船开进口。

除了因病下船的同胞不知下落外，其余的都安然的到了天津，这一天正是国庆的前一日。

我到了塘沽下船换小火轮的时候，那位女尼姑站在船边向我们招手。

我们吃了二十天的苦，物质上精神上都苦，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疫疾，但还有两种原因：（一）敌人占了大沽口的隔离病院，那病院属于海关，原来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照海关规则我们都应该到那病院里去住。住五天无病就可以出去；（二）敌人军队在华北不服水土，谈虎色变，对于虎烈拉的发现过度的矜持，惟恐把疫病传给他们，不惜多方刁难，阻挠行旅。二十天水牢的经验，我至今不忘！

跃马中条记

“中条山”——在地图上一查便得，就在山西南部，头朝西南，脚向东北，斜斜的那么一撅子。教科书里偶尔也遇到这个名字。《史记·封禅书》里所谓的薄山就是它。为什么叫做中条呢？据戴东原《水地记》说，“山狭而长，西华岳，东太行，此山居中，故曰中条。”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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