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了日本使节，又处理了关于限制僧侣发展的事情之后，国内的事情就可以暂时的平稳一段，而此时的朱允炆却将目光转向自己已经宽松了很久的吏治上来。

经过老朱的严苛压抑，在经过自己登基近四年来的刻意放松，朝中的官员们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而从日本使节那么容易的行贿中就可以看出，大臣们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建文天下的文治陶醉。

京师里面的官员如此，那地方上的吏治更不要说，在当今大明虽然有了似似而非的《大明周报》，自己也算是掌握住了朝廷的口舌，但是毕竟比不上另一个时空中那种信息爆炸的时代，皇权的威慑在朱允炆看来，只是限于百姓的盲目崇拜和官员的升迁上面，真正能够深入百姓心里的，恐怕还不如地方官的一纸通告。“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在这时的大明得到充分的体现。

虽然没有明旨，但是内厂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出关于官吏贪赃枉法的情报，看来，随着各地“皮场庙”的冷清，官员们的脑筋开始热络，那颗不安分的心也开始剧烈的跳动起来。

通过这些情报，朱允炆知道，要是不想重蹈朱元璋那时的杀戮，就必须提前行动，把隐患尽量的压制在最低限度，这不由使他想起朱元璋临终那几天对他说的话来：“朕以猛治国，意在长治久安，稳固朱家万世基业。可是那班功臣宿将恃功居傲，心怀叵测，威慑朝廷。朕如此费心驾驭尚且百弊丛生，子孙稍有等闲，又焉能控驭他们？朕自然要效法汉高祖，清除隐患。那贪官污吏，更是可恶可恨，残害百姓，危害国家。不以重刑，何以镇之？朕受天命以来，官衣吁食。未曾逞懈，法令严明，事必躬亲，就这样。奸佞贪官竟然朝杀暮犯，令朕忧虑深心，愤恨已极，又如何叫朕清心寡欲呢？”

这是朱允炆劝慰老朱宽心时，老朱说的话。而比老朱多了几百年历史知识的朱允炆，更是知道关于贪官的难以惩治，无论是朱元璋的嗜杀，还是另一个时空中的高薪养廉，都杜绝不了蛀虫的滋生。所以朱允炆也没有奢望能够让贪官污吏在自己手中断绝，不过，有一点他是非常想做到的。

无论是下一步开海禁，还是发展工商。或者是大力倡导科学。那都是油水比较足的差事，作为皇帝的他，可不想让自己的改革变成滋生蛀虫的温床。至少在他准备改革之初，不想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他不想看到经济还没有发展上去，却让官员们学会了更多的贪赃方法，有了更多的枉法名目。

对于这个问题。朱允炆也曾经考虑过关于在另一个时空存在过的高薪养廉，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明的官员薪水俸禄低的可怜，官员们不贪污一点。连养家糊口也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朱允炆在仔细翻阅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人，比如杨亿说有三十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五十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十余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三十人光景。

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这就是说，如果按照官员的俸禄要养三十人计算，在俸禄较高的前宋官员，依旧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前宋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朱允炆在这里陷入了困境。这就是说俸禄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五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

按照老朱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俸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但是县令的直系亲属加上雇工、奴仆和帮佣等人，一般来说都超过五十人。也就是说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五十个人。以五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五十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十倍才行。

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里不保罗有些人家境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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