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在辽东几近全军覆没，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大明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短期内丧失了水上的作战能力。这在朝野引发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朱允炆默默宣布退朝，回到内廷，在御书房内静静独坐，屏蔽了所有声音的来源，将朝堂上的纷争拒之门外，但依旧抹不去嘴角的那一丝苦意。

这就是自己一手导演的结果吗？

这就是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吗？早在开始，朱允炆就预料到了牺牲，也想过“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找了千条万条的理由说服自己，这都是为了大明好，这都是为了我中华民族好，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住了事态发展，利用朝鲜和日本的加入，鼓舞起北平那群跳梁小丑造反的决心。

而自己控制住了朱棣和朱棡这些亲王，没有了实际上的精神领袖，北平的造反派就犹如被打断了脊梁的狗而已，就算给他们配上铁嘴钢牙，危害也是有限。事情就在朱允炆想当然中进行，其实早在四年前他已经开始布置，将景清排除于自己的圈子之外，划清界限，引诱徐增寿等人的收买，从那时起，计划就已经开始了。

之后，按照计划，把朱棡、朱棣由老朱召进京师，寻个借口将其留下，这个也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朱允炆和朱棣在皇陵的谈话一样，随着朝廷不声不响的收拾了纪纲、穆肃。分散了立场不明的勋戚之后。

在北平一直蓄谋的道衍、袁珙、张玉和金忠等燕王旧部终于沉不住气了，明知道事情败露，朝廷却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不得不使他们的心里如同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天下的子民买单，而几百年后，谁还会记得这些曾经为他们牺牲过的人，朱允炆想起了自己在早朝时的怒火，监察御史尹昌隆、翰林侍读张信等人联名弹劾武定侯郭英丧师辱国，声称其虽死但罪无可赦，请皇上削其爵位，并阻止郢王朱栋和其女的婚事，以免有辱皇室。

虽然知道这个黑锅必须要有人背，虽然知道尹昌隆等人是为了他这个皇帝的面子而转移朝野之间的视线，但是朱允炆还是不能自制的发怒了，因为他更是嗅出了朝堂之上倾轧的势头。为什么就没有人秉公说一句话呢？包括方孝孺在内，这个老夫子不是出了名的木讷耿直吗？

更因为他看到了傅友德、冯胜等老将眼中的不满，虽然不说话。那也是等于无声的抗议，他们是郭英的老战友了，虽然有时候立场不同，但对于郭英的殉国。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

更何况朱允炆感觉心内有种愧疚呢，于是当朝斥责了发起弹劾的几人，并重申郢王和郭英之女的婚事照常举行，特恩赐礼部筹办，方孝孺、刘三吾两人亲自主持。表示了对武定侯郭英的肯定，同时，命郭英之子郭镇承袭父爵，恩准太妃郭氏，也就是原来的郭宁妃暂时回武定侯府居住，以示慰藉。

事情就这样暂时的安定了下来，朱允炆也知道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还是要进行下去。而自己也将会在今后的磨砺中。变得日趋成熟，可能再有牺牲，他的心里也不会如此难受了吧。

不过想起了不可预料的过程，他的心里就有些急躁，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把握住历史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意外的发生。比如觉华岛的惨案，比如是郭英水师的遇袭……。

北平。现在也该有动静了吧。

建文元年十二月，朱高炽的奏报姗姗来迟。奏折中写的十分客气，说是永平府、山海关附近频频遭到倭寇滋扰，前军都督佥事耿璿屯兵山海关无所作为，辽王所属现在被高丽吸引，急切之间不及回转，永平府沿海幅员广阔，兵力显得捉襟见肘，请皇上恩准迟些返回京师，并请旨领军前往剿灭倭寇。还大明海防安宁。

朱允炆遂将奏折交与大臣们朝议，刚刚掌握些许权柄的大臣哪能再让亲王得到兵权，不出皇帝所料，朝堂之上反对声一片，诸如不可擅自更改诏命之类的理由都被找了出来，作为反对燕地亲王再领兵的借口。

皇帝遂下诏，各地接到诏命的藩王，必须于建文三年四月之前进入京师，参加太祖高皇帝的三年大祭，同时召开宗室会议。抗旨不遵者，无论何种理由，皆宜于用大不敬、忤逆不孝之罪治之，削去王爵，废为庶民、逐出皇室。

当得知诏书详情的大臣把目光转向朱棡、朱棣二人时，发现两人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早已经得到皇帝的通知，故此才如此恭顺，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诏命吴王府诸卫指挥使方明谦为靖海侯，从江浙各卫所抽调组建水军五万人，在宁波待命，等候天暖。

诏命辽东都司都督吴高、杨文，以吴高留守辽东，杨文则抽调本部计三万人协防沿海，打击残余倭寇。以长兴侯耿炳文为正，兵部侍郎铁铉、开国公常升为副，抽调京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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