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夏末，如铁人一般的我突然病倒了。

8月下旬，环游完北中国，回到家中，我的身体莫名地出现了状况。双手从手臂到指尖会时常有短暂的麻痹状态，有时走路也像踩在棉花上，有种轻飘飘的感觉。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长途旅行的劳累所致，并没有太过在意。直到9月在理发店里理发时眩晕了一次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

于是，开始了各种检查，能做的项目差不多都做了，验血、照光、核磁共振。医生拿着我的颈椎片子，频频摇头。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我的颈椎已经出现了错位，严重地压迫了神经和血管，必须马上进行物理治疗。

然后，整个9月我的脖子被针灸扎成了马蜂窝。治病的间隙，依然不停地整理着照片和游记。每次回来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所有的经历跟大家分享，那种沉淀下来的快乐和身在旅途时是一样的。每次长途旅行完回来，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回不过神来的，别人在问你今年的报表数据以及和你八卦周围的人际关系时，你脑子里想的却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把那支手电筒送给那对孤独地守着水库的四川夫妇呢？

一开始，真的没有把这病当成一个事儿，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治疗锻炼一下总能恢复的。抱着这样的心理，我仍旧整日伏案工作，接下了很多约稿。正当我满怀美好准备把一段段的旅程精彩地展现出来的时候，12月的冬至，旧病复发，并且比之前的症状更为严重了。大马路上，我扶着一棵大树差点儿失去意识，晕眩、头疼欲裂、心慌。之后更为痛苦的是心里已经种下了阴影，害怕自己会在某个地方再次晕倒。不敢一个人出门，情绪也不敢太激动，房间也不再反锁了，家里必须要有人在才敢去洗澡，我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玻璃世界，仿佛一用力就会碎。

第二次的不适后，医生给出了最后的结论：椎动脉型和交感神经混合型颈椎病。年轻的医生告诉我，一万个颈椎病人里只有一例这样的症状，病症复杂，康复期漫长。很不幸，我成为了那一万个人里面中奖的那一个。不断地问医生的问题是，以后还能旅行吗？医生模棱两可地回答我，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的心情犹如蹦极的人，坠入了深不见底的崖壁之中，唯一牵在脚上的那根绳子，便是仅存的一点儿信念，那就是，必须要继续旅行。

终于还是扛不住，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程序。早上针灸、推拿、中频、短波、红外线、牵引，这一整套做完一早上的时间就过去了。午饭后开始打点滴，一直要打到下午。打点滴的时候我就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墙壁上的电视虽然开着，却形同虚设，身体的骤然变化，让我措手不及。有的护士后来知道了我的旅行经历，没事儿的时候总是要我讲些有趣的故事给她们听，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才会稍微平稳一些。

2011年1月，病情仍然没有明显的好转，弟弟陪我一起去了重庆，找到了当时以为最好的小针刀医生，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其实直到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病情依然没有准确的了解，我以为也许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

当我趴在床上被局麻以后，嘴里蹦出的第一句话还是：“医生，我以后还能独自出远门吗？”戴着口罩的医生并不搭理我，只是用食指放在嘴唇的位置，提示不要再说话。闭上眼睛，心里发狠地想着，好的坏的统统都来吧。当六把小针刀一一从后颈处刺入的时候，钻心的疼痛让我失去形象地哇哇叫了起来。这下终于亲身体会了当年在重庆渣滓洞里的烈士们被竹签刺肉的痛苦了。医生一直说：“别动别动……”最后他的声音在我耳朵里渐渐消失了，麻药的劲儿在挨第三刀时才渐渐起了作用。

我以为从此就能好起来了，以为一切苦痛都已经结束。可是，第二天在酒店里继续头疼欲裂、心慌呕吐、耳鸣不止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那种悲伤，失声痛哭起来。治疗又一次失败了。

那一刻我懦弱极了，甚至觉得活着好难。针灸的时候，医生失手扎到我头皮上的血管，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的时候我没有哭。做短波的时候，仪器漏电在我脖子后方烧掉了一块肉我也没有哭。可是，此刻我号啕大哭，那种悲伤如同歌者失去了声音。

在某一刻，我是绝望的。给朋友打电话，我说我已经感到无能为力。朋友着急地说：“一定要坚强，没有什么能把你打倒的。”我冷冷地笑：“狗屁坚强，都见鬼去吧。”

之后又停留在成都，继续进行浮针和针灸治疗。那个时候大致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在寒冷的成都，每天往返于表姐家和医院，手法熟练的老医生骄傲地说，他治愈过很多类似的病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他的话却给了我一些小小的安慰。那个无比寒冷的冬天，我错过了家乡最美的一场雪。

之后的半年，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一直处于锻炼和治疗阶段。

半年后，身体渐渐有了好转，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又开始胡乱跳动了。于是我尝试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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