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同性恋被当成是一个心理现象，即研究者往往站在异性恋的视角来判断，同性恋便成为心理患者。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界对此一直有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也有部分人在研究同性恋的过程中发现，同性恋可能是先天的，比如，同性恋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取向等，这些现象使研究者意识到，同性恋者可能存在生物学上的生理基础。如果这一立论成立，那么，同性恋就成了先天的。如果是先天的，那么，同性恋的伦理地位就应该与异性恋平等，同性恋的合法地位也就不证自立了。

一、关于心理方面的探索：认为同性恋者是后天造成的

弗洛伊德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矛盾，他首先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在《性学三论》中，他说，同性恋者“并没有显示出和正常人不同的其他严重病态。……他们的功能未损；实际上，他们的智力发展和伦理文化都有很高的修养。”在《致一位美国母亲》的信中，他写道：“同性恋当然没有什么优点，但它也没有什么可耻之处；它不是罪恶，不是堕落，不能把它当做病态。我们认为它是由于某种性发展受阻所导致的一种功能形式。”

但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某种性发展受阻”，是不是会导致病态或非正常状态呢？1993年2月28日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校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决议》中说：“鉴于，许多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青少年更易于出现自卑和参与自我伤害的行为(包括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同性恋者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当然，若从根源上来分析，这是由于同性恋本身遭受社会歧视而引发的心理疾病。

在当代社会中，即使是对同性恋有很深研究的西方社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变态的人仍然占大多数。研究同性恋问题最多的也是精神分析专家和心理动力学家（西蒙·波伏娃就是其中之一）。既然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病态，于是，心理学界讨论最集中的问题便是是否应该把同性恋归为一种病态而要采取各种精神病疗法来医治它。到了90年代，对同性恋的态度宽容得多了，人们讨论的重心又成为：同性恋可能是正常心理生活的另—种方式，只是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一种生活形态而已。

其实在这些讨论中，终极的问题始终被悬置，即我们究竟是要站在异性恋的角度还是应该站在同性恋的角度，甚至要站得更高，从整个生命现象的角度来判断。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医生其实就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下来判断的，那么，他们一定会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形式，他们的根据自然也来自传统的生命观：相对异性恋来说，同性恋是性发展紊乱的产物；他们偏离了正常的（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导致生育）生物学原则；他们都是深受折磨没有幸福的人们（他们在人群中始终是弱势群体，他们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这一说法自然要遭到人们的批评，尤其是同性恋群体的猛烈攻击。

但是，无论怎么说，社会要繁衍，人类要幸福，同性恋群体毕竟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所以心理学家的一系列探索还是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对同性恋的宽容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对同性恋的研究更应该客观、深入，在这些研究中，绝不能因为同性恋者本身的一些意愿而违背了学术的价值。更何况，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人，更是一个社会的人，那么，从社会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对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终是一座不能绕道而过的山峰，弗洛伊德所说的“某种性发展受阻”给心理学家指出了一条心理上的暗道。有人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青春期未能克服，他希望占有他的母亲，而结果却产生了“被阉割的恐惧”，因此产生了和异**往中的心理障碍。还有人说，在一个由过分强悍的飞扬跋扈的母亲和一个软弱、胆小怕事、被动的父亲构成的家庭中，容易造成男孩在男性气质的形成方面产生障碍，因此导致了同性恋。

从家庭入手，也就是从同性恋者早期的成长内在着手进行研究是很多心理学家的一个视角。贝勃曾对男性同性恋者的家庭背景进行研究，结论是：大多数同性恋男子的家庭，都有一位既占统治地位同时还富于异性诱惑力的母亲，其父亲往往是一位懦弱、冷酷、与孩子的情感上较为疏远的男人。父亲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这样，在这个家庭中，母亲其实就承担了正常家庭父亲的一部分角色。也就是说，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这样一位母亲还同时是一位父亲。但事实上，这位“父亲”是虚拟的，她的文化仍然是阴性的，她使家庭气氛死板、刻薄、小气，她斤斤计较，她把孩子都教育成为举止文静、喜欢安静与独处的人，她还使孩子都喜欢她、孝顺她，甚至到老都忠于她。虽然她是无心的，甚至是无私的，但最终可能导致孩子在交往能力上的欠缺，使孩子多生活在一个内心的世界，而与外在的世界往往是对立的。

在这个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历史中，女性同性恋不仅古书上少有记载，就是当代的心理动力学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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